《三国演义（上、下册）（袖珍版）》、《水浒全传（上、中、下册）（袖珍版）》
《西游记（上、中、下册）（袖珍版）》

　　亚东把新式标点引入流传广远、深入一般民众的古典白话小说，
这对于以白话文为根基的新文学真正站住脚跟，对于现代“国语”的
创建，作用不会小于新书刊。从读者范围说，无疑还大于后者。但后
来的新文学史却不把亚东的新式标点放进自己的视野。

　　很早就想找到亚东图书馆排印的古典小说来读。倒不是想重温这
些作品的内容，也不是要查阅胡适、陈独秀为这些作品的文字。胡、
陈等人的序言已经收到他们的各种文集里，查找起来并不困难。我特
别想看的是亚东版上的标点和排印版式。胡适当年对亚东的标点是非
常推重的，他为亚东第一本标点排印的小说《水浒传》所写的序言，
开头便说：这部书“一定要成为新式标点符号的实用教本”，“在教
育上的效用一定比教育部颁行的新式标点符号原案还要大得多”。
（《水浒传考证》）那口气，好像标点符号比小说的内容更重要。

　　胡适的话，其实是有历史缘由的。亚东图书馆标点排印古典小说，
最初始于1920年。那时，与白话文同时兴起的新式标点刚刚由民国教
育部向全国颁行（1919年），使用范围还局限在一些新文化的报刊和
书籍上，而这些书刊的读者又基本局限在青年学生。亚东把新式标点
引入流传广远、深入一般民众的古典白话小说，这对于以白话文为根
基的新文学真正站住脚跟，对于现代“国语”的创建，作用不会小于
新书刊。从读者范围说，无疑还大于后者。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胡适、
陈独秀对亚东的工作积极支持、协助，除了和亚东主人的同乡之谊，
显然另有厚望寄焉。而当时的读者，确实没有把这套亚东版小说仅仅
当作旧小说来看，吴组缃先生回忆说，当最初读到亚东标点本《红楼
梦》的时候，他的第一印象就是：这才是新文学！（《魏绍昌著〈红
楼梦版本小考〉序》）

　　但后来的新文学史却不把亚东的新式标点放进自己的视野，后来
的读者看到那些标点也不会产生新鲜感觉。一切都变得自然而然，天
经地义。这样的结果，其实和胡适也不无关系。他推崇新式标点，但
同时又拿金圣叹的评点做比较，说金圣叹插入的议论，是“文学的障
碍”，而新式标点则把这些障碍统统删除，“使读书的人直接去看”。
确实，读金圣叹的评点本，你会感到总有一个人在旁边多嘴多舌，但
是，读标点本就真的能够“直接”看吗？那些标点符号，那些空格或
分段，真的是透明的存在，没有表达任何意思、发出自己声音吗？当
然不是。设想一下，如果是一个完全不知道那些符号意思的人，一定
会为索解其义而大伤脑筋，会觉得那些符号的存在是个障碍。但五四
时期开始推行的“国语”教育训练了现代读者的眼睛，被训练的眼睛，
接受了新式标点和排印版式释发出的意义，却不再感觉到它的存在，
更不会感觉到它背后所关联的教育制度与意识形态内容。它仿佛是中
立的，介入了，却不落印痕。这不仅仅是新式标点和版式，甚或可说
是现代媒体的隐秘特征。追溯其产生的原点，或许是将其隐秘揭开的
一个可行途径。不过，新文学作品的标点都是作家写作时随手自然写
上的，已经成为文本的有机部分，辨析的标识不那么明显。而把古典
小说旧版，和加了新式标点的版本对照，新式标点的生产过程则或许
可以看得清楚些。这便是我想找亚东本的主要动机。

　　但要找到亚东本确非易事。我跑过一些图书馆，最终都是扫兴而
归。因此，突然在书市上见到海南出版社重印的亚东本“中国古典小
说名著”，真是高兴与感激交织。从“重印‘亚东本’前言”里知道，
编者们查找原书也费了周折。因为“七十年来历经丧乱”，“亚东本”
早已经“成为凤毛麟角”。

　　我曾多次怀着感激的心情翻阅海南版“亚东本”，但后来有机会
读到部分亚东本原版，却不免产生了遗憾。我看到的只是《水浒传》、
《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几种，对照一下，发现海南版并没有完
全按原版重印。仅以《水游传》为例，亚东原版是竖排，海南版改为
横排；原版有些段落之间空行，似当作一小节处理，海南版则取消了
原版的许多空行；原版人名、地名皆加有符号表示，海南版都予以删
除；原版引号用的是“‘’和“””，海南版都改为现在通行的符号。

　　大概为了和上述处理协调，海南版保留了胡适、陈独秀的序言，
却删去了汪原放写的《校读后记》和《句读符号说明》。因为“说明”
里的“句读符号”，和重印版上的符号已经不同。但胡、陈的序言，
都对汪的工作赞赏有加，删去汪文，至少使这些赞誉之词失去部分所
指，甚至会使读者以为重印版上的标点完全都是汪氏标点的。至于要
追踪新式标点生产的原点，那不必说，只使用海南重印本是不行的，
必须再去寻找亚东本的原版。

　　公平地说，海南重印本面对当今的读者，上述改动或许是必不可
免的。重印毕竟不是影印。尽管鲁迅说过：“许多事是做的人必须有
这一门专长的，这才做得好。譬如，标点只能让汪原放”。（《为半
农题记〈何典〉后，作》）但这应该不是主张汪氏有标点垄断权。不
过，既然封面上赫然标了“汪原放标点”的字样，做了改动，也还是
加一两句说明比较好。当然，从另一角度说，海南重印本对于我们认
识媒体生产的特性更有特殊意义。它再次说明，书籍的一次重印，常
常就是对书籍形态的一种改塑或对文本的一次改写，尽管这种改塑或
改写的程度大小有别。

《中华读书报》1998.1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