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xinyusi.org)(groups.google.com/group/xinyusi)◇◇ 　　当代中国作家印象记 　　本文节选自新近由译林出版社推出的《我的二十世纪：李欧梵回忆录》一书 　　李欧梵（下文简称“李”）：香港中文大学荣休讲座教授，著名作家、文化 评论家、乐评人。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获哈佛大学硕士及博士学位。曾任教于 达特茅斯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印第安纳大学、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 校、哈佛大学以及香港中文大学。著有《铁屋中的呐喊》《上海摩登》《中国现 代作家的浪漫一代》《苍凉与世故》《西潮的彼岸》《我的哈佛岁月》《音乐札 记》《过平常日子》《中国文化传统的六个面向》《现代性的想象》等书。 　　访谈者张历君（下文简称“张”）：香港中文大学跨文化研究哲学博士。现 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客座助理教授。曾为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人 （2009—2010）。研究兴趣包括现代中国文学和文化、文学理论、西方马克思主 义、全球资本主义以及后现代文化。 　　01 　　怀念八十年代 　　张：记得老师您曾说过，您和海峡两岸的作家都有来往，很多人是您的朋友， 但您却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则：作家变成朋友之后，您就不愿意评论他／她的作品 了。因此您有关当代文学的研究或评论文章反而不多。我想，不少读者都会对您 跟当代中国大陆文坛中不同作家的交往感兴趣。可否请老师谈谈这方面的话题？ 　　李：这个题目，我本来想另外写一本专书。多年前，我曾和合作者季进在苏 州交谈过几次，并且录了音，可惜没有继续。现在看来，这个愿望不一定能达到。 年纪大了，力不从心，何况很多作家还在世，我不愿意揭人隐私。我之所以要立 下这个作家变成朋友后不写评论的潜规则，是怕失去评论家应有的距离，更不愿 为了友谊而胡乱吹捧。不过，我的基本态度很明确：如果一个国家和社会没有出 色的作家，它一定有问题。何况我们学者和评论家最终还是要靠好的文学作品才 有饭吃。这也是“布拉格学派”的最后传人多莱热尔对我说过的铭言： 　　没有好的作家和作品，不可能产生好的文学理论！ 　　因此，我对于作家有一份基本的尊敬。八十年代初中国大陆开始改革开放， 文学创作欣欣向荣，百花齐放，我心情十分振奋，甚至夸下豪语：作为一个学者， 今后我要为当代作家服务！ 　　张：现在回看，八十年代整整十年，的确是一个黄金时代。老师就是在这个 时候，多次到中国大陆访问讲学，因而结交了不少作家。您还记得最早是什么时 候到大陆访问的？ 　　李：应该是1980年春，我第一次以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编辑的身份，与印大 出版社社长加尔曼及同事罗郁正教授到北京，跟官方的外文出版社谈合作出版的 事宜，于是顺便也拜访作家协会。稍早的时候，我在美国的艾奥瓦已经见过最早 到美国交流的两位大陆作家：萧乾和毕朔望。毕朔望是作协的对外联络人，于是 他为我安排在北京的紫竹院和几位作家见面：王蒙、谌容和张洁——真是印象深 刻。 　　当时文学刚刚“解冻”，有的作家（如王蒙）刚回到北京，大家似乎都有点 战战兢兢。张洁刚发表了短篇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文中引用了恩格斯关 于婚姻的理论。我觉得其实写的是她自己的一段真实的爱情。王蒙侃侃而谈他多 年住在新疆的生活经验。想不到，后来我和他在美国和其他地方见面多次，变成 朋友。我开始的时候似乎对他有误解，对他的印象改观，反而是他受命做文化部 部长的时候，他的作风毫无官架子，而且十分正直清廉。这当然都是我的主观印 象。我曾经写过一篇学术论文，把王蒙的意识流和高晓声的农民风格对读。这是 我少数讨论当代作家的文章之一，如今早已是明日黄花，不忍卒读了。 　　张：老师您提到高晓声，我记得您的《中西文学的徊想》中还有一篇高晓声 评论——《高晓声〈李顺大造屋〉的反讽意义》。对了，刚才谈了好几位男作家， 老师您最欣赏的女作家是哪一位？ 　　李：王安忆。我一早就看出她很有才华。记得在一次上海召开的国际学术会 议上，还有人批评我对王安忆的评价过高。这一次我终于可以说：我对了。她的 母亲茹志鹃也是一位名作家，母女二人一起到了艾奥瓦，后来到芝加哥游览，还 在我家小住。我为大家炒鸡蛋作为早餐，记得茹志鹃还特别称赞： 　　大教授还亲自下厨为我们煮早餐！ 　　其实这在美国没有什么稀奇，我只不过是一个穷教授，不是“领导”。说起 来，八十年代还真的很值得怀念，我每年都招待数位大陆和台湾作家，还有人送 我书法墨宝。每一位都留下很深的印象，每一位都值得我写一章。如今有几位已 经过世或停笔了。那一代人当年煊赫一时，如今都从文坛谢幕了。长江后浪推前 浪，新一代的作家辈出：诺贝尔奖得主莫言早已过了中年了，成了名的苏童、余 华等人也上了年纪了。但无论怎么说，我至今依然认为八十年代的文学是光辉灿 烂的。我特别欣赏八十年代中期的“寻根文学”，觉得很有潜力，可以作为拉丁 美洲“魔幻现实主义”的对等作品。 　　张：老师讲到这里，我九十年代念本科时的回忆也回来了。我当时选修了黄 继持老师的“现代小说”课，知道他与您一样，也特别欣赏“寻根文学”，尤其 是韩少功的作品。对了，老师刚才谈到茹志鹃和王安忆同游美国的往事，让我想 起念博士时与老师您闲谈，您便谈到自己在美国初次遇见她们母女二人的经历。 您有关她们二人的回忆，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我这几年在课上讲授王安 忆的小说时，都会先谈茹志鹃与王安忆的关系。 　　02 　　与北岛的缘分 　　张：谈起八十年代的文学，大概不能不谈当时的诗歌创作，那是一个诗歌崇 拜的年代。而这个年代的其中一位主角，则无疑是北岛。记得北岛最初来到中大 时，我正是因为老师您，才有机会一睹这位当代诗坛明星的风采。不如老师您也 谈谈北岛，好吗？ 　　李：北岛是我的好友。早在八十年代初，说不定就是1980年，我第一次到北 京的时候，就认识了。当时我在印大和罗马尼亚作家卡林内斯库合开了一门课， 他在课上大谈东欧的“地下文学”，并问我中国大陆的情况如何？我无言以对， 但心中不免好奇，不久竟然辗转看到一本油印的杂志。 　　其后到了北京，我公务快办完的时候，有一晚就从下榻的友谊宾馆出来，到 一个年轻人家里见到了北岛这位诗人。他高高瘦瘦的，态度温文尔雅，说话声音 很轻。当晚还有另一位年轻作家在座，他们二人辩论起来。那位作家声称文学必 须反映社会、批判现实，否则没有前途。北岛却坚持一个完全相反的观点：文学 就是文学，有它本身的艺术规律。 　　我当然赞成北岛的看法，但断言他的观点不会被官方接纳，因此也了解他为 什么要写“朦胧诗”。其实他的诗作一点也不朦胧难懂，他只想开创诗歌的新意 象。后来我受《党派评论》主编的邀请，写一篇题为《北京书简》（“Letter from Beijing”）的英文评论，把两位年轻作家的辩论如实交代，但把真实姓名 隐去，仅以阴（Yin）和阳（Yang）代表。不过我在文中的结论是：回归文学的 论点在中国大陆没有前途。现在看来，我是大错特错了。 　　张：北岛已经是世界知名了，据说曾被多次提名诺贝尔文学奖。从2009年起， 他以香港为基地，每两年举办一届“香港国际诗歌之夜”，2017年更发起成立 “香港诗歌节基金会”。老师您也参加过诗歌节的活动，并任座谈会的主持人。 　　李：谁会料到今天？我曾应北岛之邀写过一篇很长的回忆文章。我实在很佩 服他对于中国现代诗的贡献，也更仰慕他的国际视野。几乎当今世界各地重要的 诗人他都知道，而且曾为他们的作品出版原文和中文译文的双语对照版。这种魄 力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 　　张：除了北岛，八十年代还有不少年轻诗人和作家冒出来，老师也认识他们 吗？ 　　李：认识几位，如杨炼、宋琳、顾城等人。记得有一次汉学家马汉茂 （Hermut Martin）在德国南部的一个城堡召开世界华文文学的大会，邀请了世 界各地的作家和学者，连夏志清和王德威都在座。名翻译家闵福德带了诗人杨炼 来参加，认为他是奇才。我在第一场讨论会中发表演讲，题目与现代性和现代主 义有关。后来，据说这几位我仰慕的诗人对我的印象都不好，不禁令我反省当年 是否有点得意忘形？那个时候我还不到五十岁，后来我改过自新，也收敛了很多。 作家往往自我感觉良好，学者应该有自知之明。 　　张：听老师的追忆，好像您对于北岛首开风气的诗歌创作特别感兴趣？ 　　李：也许如此。也许是小说太受人重视，而诗歌反而被忽略了。对于五四以 来中国现代诗的发展，我一直持保留态度。然而，出于对当代俄国和东欧诗人的 仰慕，我一直希望中国能出现像阿赫玛托娃、叶夫图申科（Yevgeny Yevtushenko）和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这样的诗人，唤醒一个新时代。 我因此把希望寄托在北岛这一代诗人的身上。 　　八十年代初，我在大陆到处讲学的时候，往往“醉翁之意不在酒”。每到一 个地方讲完后，我便会打听有没有新作家或诗人，往往借这个机会见到不少“民 间诗人”，因为当年的作家和诗人都在官方的作家协会机构之内，每月拿薪水。 民间来的诗人和小说家则不在这个体制之内。 　　当年中国最著名的诗人是艾青，他的长诗《大堰河》家喻户晓。我在艾奥瓦 见过他，但印象不深。有人把他比作中国的聂鲁达，我觉得没有什么好比。我认 为四十年代的“九叶诗人”和五十年代的台湾诗人，如余光中、郑愁予、痖弦和 杨牧早已超过他了。其实海峡两岸的诗人都是从三十年代的新诗传统衍变过来的， 但他们不约而同地从戴望舒翻译的法国诗得到更多的灵感。波德莱尔的《恶之花》 是他们创作的模范。痖弦说过： 　　这些三十年代的译诗，在当年（五十年代）都是禁书。 　　而三十年后，北岛他们新一代的大陆诗人，也是在后来发现了戴望舒的翻译。 　　张：戴望舒1938年来到香港，主编《星岛日报》的文艺副刊“星座”。他在 香港居住了好一段时间，是香港文学史里重要的“南来文人”，也是香港文学研 究领域的热点。最近还有一位香港新闻工作者，仔细爬梳材料，重新考证他在香 港居住的“林泉居”的确实地点。戴望舒与海峡两岸暨香港文学发展之间的复杂 关系，构成了一个曲折的文学史系谱，很值得进一步研究。我们已经谈了一些有 关现当代诗歌的话题，老师想不想回过头来，再多谈一下当代小说的发展？ 　　李：现在研究当代小说的学者太多了，而且吹捧得太热了，不必我再来啰唆。 　　03 　　艾奥瓦与中美文学交流 　　张：那么转一个话题：老师认为八十年代的中美文学交流有什么具体的成果？ 　　李：其实当时中国和美国的作家并没有什么见面交流。我到艾奥瓦多次，都 没有见到什么著名的美国当代作家来参加“中国周末”。据说冯内古特就和艾奥 瓦的渊源很深，是安格尔一手提拔出来的。倒是在洛杉矶有一次正式的中美作家 交流大会，中国代表参加的是王蒙、茹志鹃、王安忆等人，美国方面则由阿瑟· 米勒带头，此外还有冯内古特和诗人金斯堡等人。聂华苓和我也受邀参加，林培 瑞（Perry Link）是我的同行，那个时候他还在UCLA任教，所以请我们参加，做 评论员。 　　会上谈什么我现在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在宴会上见到几位好莱坞女明星， 有一位坐在我旁边，令我神魂颠倒。老实说，作家之间的交流并不容易，要靠个 人的缘分。文学创作也不是专靠交流就可以成功的，而是靠作家自己慢慢看书、 思考，逐渐领悟出来的。我一直认为写作是件很孤独而辛苦的事，有时候反而受 到成名之累。 　　然而，在八十年代的开放和交流风气笼罩之下，作家似乎个个要打知名度。 中美交流开始的时候，他们争相到美国参观，更想把自己的作品翻译成外文出版， 于是产生了“诺贝尔情结”。八十年代在国内，一个作家如果能在一本有名的杂 志上发表作品，就可以一夜成名，每天接到成千粉丝的信！文学评论家如李陀也 能呼风唤雨，变成作家争宠的偶像。在美国学界，这种交流显然打开了一个新的 研究领域——当代文学，于是也有几位美国汉学家争相翻译刚成名的中国作家著 作，如苏童、余华和莫言。葛浩文是此中高手，几乎忙不过来，干脆从教职退休， 专做翻译家。 　　到了八十年代末，快十年过去了，我自己也有点疲倦了：一方面继续接待来 美国访问的作家，为他们服务；另一方面也开始批评大陆这种“过热”的现象， 作家成名太快不见得是一件好事。于是我开始介绍东欧和南美的文学，最早的一 篇长文是《世界文学的两个见证》，介绍昆德拉的《笑忘录》和马尔克斯的《百 年孤独》。我在文章中特别提到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用来间接批评中 国五四以来现实主义技巧的不足。记得在1986年上海金山召开的一次国际讨论会 上，我发表的论文就是以当代文学的语言和技巧为主题，竟然获得汪曾祺的欣赏。 李陀曾向我大力推荐汪曾祺的作品，认为他才是当代作家的祖师爷。后来汪先生 受邀到艾奥瓦国际写作计划（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简称IWP）访问 半年，还送了我一幅字。 　　张：讲到这里，老师可以进一步谈谈您和艾奥瓦的关系吗？ 　　李：艾奥瓦的国际写作计划，是美国最早发起邀请中国作家来美访问交流的 团体。早在七十年代尼克松访华之后不久，聂华苓就和她的夫婿安格尔发起在艾 奥瓦举办“中国周末”。我也受邀参加，后来竟然成了他们的女婿。 　　这个“中国周末”的形式后来演变为半年的访问，每年从大陆和台湾各请两 位作家到艾奥瓦做长期访问。这些访问作家前三个月在艾奥瓦参加座谈活动，后 三个月到美国几个城市旅游访问。我任教的芝加哥是第一站，近水楼台，每年都 会接待这些作家。我没有大学的经费，完全自费招待，一切从简。作家们到我家 要睡在客厅的地板上（虽然有地毯），早上我为他们做早餐，其他餐饮在外面的 便宜餐馆吃，当然还为他们安排公开演讲。早期来美国访问的大陆作家，大多是 经由这个渠道。聂华苓夫妇费尽心思，把中国作家介绍给其他国家请来的作家， 大家一起生活，并开会交流。 　　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大部分中国作家都不懂英文，所以需要翻译，我 临时被拉去做即席口译。这个经验使我深感中国作家的局限性，只有少数作家如 王蒙，有语言天才，来美不久就可以用英语和外人交谈了。语言的限制也使得 “中国周末”变成一个海外华人和大陆作家的聚会，往往导致高昂的民族情绪。 甚至有一个美国华人对在座的美国人说：“你们不懂中文，活该！”我听了很反 感，我的“国际主义”不知不觉地又复苏了。中国作家个个喜欢安格尔，却很少 人读过这位著名美国诗人的作品。我仰慕他，只向他请教关于西方现代诗的问题。 他大为兴奋，亲自教我如何解读波德莱尔和艾略特的诗，我至今感激不尽。如今 他已经过世三十年了，我对他的教诲念念不忘。 　　张：我也读过老师纪念安格尔的好几篇文章。听老师回忆当年艾奥瓦的国际 作家交流情况，“翻译”似乎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中介环节。 　　李：真正的交流需要语言，我最佩服俄国现代诗人布罗茨基的一点是：他学 英文的目的就是为了看懂他最崇拜的英国诗人奥登的诗。前几年我也学了一点德 文，就是为了想多了解德国的艺术歌曲和卡夫卡的小说。话说回来，美国人也很 自大，很少美国诗人愿意为读懂中国的诗词而学中文，但至少有几位（如加里· 斯奈德［Gary Snyder］）通过英文翻译研读中国古诗，开始崇拜诗人如寒山。 由此可见，翻译的确很重要，好的译文也应该是文学。当然现今的情况不同了， 中国有大量西方文学的翻译，有的（如卡夫卡）直接从原文译成中文。而中国作 家的外国文学阅读量（大多通过翻译）也越来越惊人，阎连科就是一例，他的文 体自成一格。我们是好友，所以我不便撰写评论他的文章。 　　04 　　我所知道的民国老作家 　　张：老师是研究现代文学的专家，可否谈谈您见到的老一辈——也是硕果仅 存的——民国作家？ 　　李：这个经验当然十分宝贵，在不同的场合我有幸见到巴金、曹禺、丁玲、 萧军、吴组缃、卞之琳、萧乾、徐迟、施蛰存和张爱玲等著名作家。当然还有钱 锺书，就是没有见到沈从文。说起来话长了，又可以写一本书，现在只好长话短 说，随便谈谈。 　　1980年，我第一次到大陆访问，印大出版社的公务办完后，留下来多住了几 天。因为要办三件“私事”：一、设法见“民间诗人”，找到了北岛；二、为即 将在美国加州举行的鲁迅诞辰百周年国际研讨会邀请中国作家和学者，结果请到 吴组缃和萧军（还有两位官方推荐的学者）；三、最后特别从北京飞到上海，为 的是去拜见巴金先生。 　　我对巴金特别崇敬，因为他对于“文革”的反省文章轰动全国，我从他口中 知道了一点真相；他特别敢言，刚发表的一篇纪念亡妻萧珊的文章，暴露了当时 那种情况下悲惨的一面。我到他住的公寓（现在是博物馆）客厅，和他闲谈一个 钟头。当时来访者很多，而且我还有人陪同，双方除了寒暄之外，说不上什么话， 我有点失望。 　　在北京的时候，印大同事罗郁正教授想去拜访钱锺书，我当然陪他去了，还 有一位外文出版社的干部陪同。在钱先生面前，我只敢向他请教一些翻译《围城》 细节的问题，因为印大出版社即将出版英译本。他不但慷慨答应一切出版安排， 而且对于译文不置一词，令我大为吃惊。我是外人，不知内情，只有尊敬的份儿。 　　后来在北大校园见了吴组缃，他骑单车过来。我们谈了几句关于鲁迅的事， 也是不得要领。最后我请他到美国开会，他倒是立刻答应了。这位作家的作品， 在美国汉学界很受尊重（可能是夏志清教授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对他评价很 高的关系），所以要特别请他参加。 　　至于萧军，则是我提名邀请的，因为鲁迅的大弟子除了胡风和冯雪峰之外， 就轮到萧军了。他也一口答应。他的爽直个性，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后来在美 国开完鲁迅会议后，我带他和他的女儿到艾奥瓦，刚好碰到来此访问的丁玲。二 人四十年没有见面。丁玲问我为什么不研究她，原来美国的几个女性主义学者把 丁玲捧为中国女性主义的第一人。我不以为然，而且觉得她早期作品的文笔不佳。 　　老实说，几位老作家我都无法亲近，只有和后来结识的两位现代派作家—— 施蛰存和徐迟——比较合得来，还有曹禺。他似乎是一个性情中人，他的大弟子 英若诚是我在台大外文系读书时的系主任英千里的儿子。他陪曹禺到美国访问， 并到处打听他父亲在台大的学生，我因此得以在印大见到他。当晚我们三人（还 有刘绍铭）在招待所喝酒。英若诚带来一瓶“二锅头”老酒，大家喝得酩酊大醉， 连呼过瘾！曹禺先生从他卧房门口探出头来说，“不要喝太多，该休息了”，令 我感觉十分温馨。印大的戏剧系学生为他的来访，特别临时排练演出一段《日出》 （当然是英译本）。我问曹禺：这部名剧是怎么构思的？他回答说，就是从最后 那一句台词想出来的：“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我顿时觉得颇有点 契诃夫《樱桃园》的气氛。英若诚告诉我，他在清华读书的时候，到图书馆借了 不少英文剧本，发现书后的借书记录表只有一个人的名字，就是曹禺。刘绍铭的 博士论文就是以曹禺受西方戏剧的影响为题，这段细节也为他的结论提供一个旁 证。 　　张：从这些与老作家交往的经验中，老师有什么体悟？是否觉得作家本人和 作品有差距？或者是“文如其人”？ 　　李：当然有很大的差距。甚至有的作家，我见面后反而觉得还是保留原先的 印象较好。譬如卞之琳，我很喜欢他的诗，上课时往往用他的诗歌作为现代诗开 始成熟的例证。然而见到他本人后，反而觉得他不大说话，有点木讷，跟我心目 中的徐志摩和郁达夫刚好相反。 　　五四和后五四这两代的作家如今都是古人了，他们的作品是否长存为经典， 被一代代的读者阅读，端看作品是否经得起每个时代的考验和不同读者的阅读口 味，甚至跟学者和评论家的研究也有关系。我个人越来越觉得，文本应该和作者 彻底分开，自生自灭。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到了八十年代末，我为作家服务的热忱 也开始减低了。因为在内地被成千上万的粉丝们捧得热昏了头，只有冯骥才对于 这个现象有自觉心，然而也改变不了文学环境。如今到了电子媒体挂帅的时代， 作家的绝世风华还能保持多久？ 　　张：最后老师可否概略谈一下，今后中国当代作家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李：简单地说，自从二十世纪末以后，世界所有作家所面临的几乎都是同一 个问题：这个世界变成一体，全球经济市场化以后，作家如何保持原有的民族传 统和语言风格？小说没有死，文学也不会死，然而写作的形式可能会彻底改变。 印刷媒体会转为网络媒体，视觉和听觉文化的改变也会影响文字写作。这些问题 只有等待以后再谈了。 　　张：老师从中大退休后，有什么写作或其他计划？ 　　李：没有。除了和你写这本回忆录之外，只想读读书，特别是以前错过未读 的西洋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学经典。还要听听古典音乐，和我老婆看看五六十年代 的老电影，特别是香港中联公司出品的粤语残片。我老婆特别喜欢看吴楚帆，我 则喜欢白燕。 (XYS20260807) ◇◇新语丝(www.xys.org)(xinyusi.org)(groups.google.com/group/xinyus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