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跪着比别人矮 　　　　　　　　　　　　　　──诺贝奖文学意义将会消亡 　　　　　　　　　　　　　　·刘自立· 　　做此命题，可能有人认为是危言耸听，很荒唐。但是鄙人认为，这是一个趋 势，也许，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一定会逐渐展开，展开其终极之 指向，这个指向就是，诺贝奖评选活动及其委员会的最终消亡。而这个指向是比 较明显的。 　　西方后现代理论的宗旨，就是取消中心话语体系，转而走向多元话语系，并 由此对大叙述的权威性及其艺术性，提出质疑。按照这个逻辑，一切的文本，如 果是出自作家的自由主义的思想，那么，这样的作品，就在所谓的后现代的意义 上，获得了他的不可以被权威话语和权威人士（如果今天还有这样的人士的话） 妄加评论和任意诠释与界定的，独立的位置。所谓的不可评论，是说，当一个作 家，他的严肃的作品一旦出世，那么，他在话语权力方面，就理所当然地获得了 一种天赋话语的权力。无论他是被别人加以肯定，还是被别人加以否定，都将是 对于后现代逻辑的最大嘲弄。按照后人的观点，在上帝死了，或者被人屠杀以后， 宗教的关怀，也就是说，我们一向所说的终极关怀，已经产生了极大的动摇。为 取代上帝的话语权利而作出的所有努力，在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以后，虽然有所修 复，但是随之而来的，对于上帝和以他为代表的一种权威话语体系，已经呈现既 不可以完全复活，也不可以完全死亡的机敏状态。抑或说两难的状态，无可奈何 的状态。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中，人们对于来自官方和任何权威机关的任何授权， 对于他们所颁发的任何荣誉，都不会在无论是实际上，还是在思想上，加以容忍， 更不要说接受了。 　　法国人萨特的例子，是最好的证明。 　　而在前苏联和在今天的中国发生的事情，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问题的同 一性。因为在那里，只是争论权威属于谁，或者由谁来界定权威的问题，而不存 在对于权威本身的拒绝。不管他们是权威性的拒绝，还是拒绝权威的权威性。进 而言之，在主张多元化的当今世界上，对于诺贝奖的拒绝，曾经两次呈现出对于 一元化，而非多元化的自觉和不自觉的拒绝。然而这样的拒绝，却是与真正的多 元化化刚好相反相成的。在前苏联，斯大林的对于诺贝奖的拒绝，不是缘于他的 什么后现代性思维，而是完全相反，他的观点是，只有苏联官方，才是评判的唯 一标准。是诺贝奖的评选标准，违反了他的真理。而，无论如何，事情还是按照 一种极为滑稽的面貌出现了。帕斯捷尔纳克被迫不得领奖。于是，我们看到一幕 前现代时期的黑色幽默剧。我们对于那样一种并不见得完全莫名其妙的做法，进 行彻底的反思。他们的做法有了结果。在那个体制下，人们不是倡导拒绝，而是 倡导服从。苏联人，要不服从老斯，要不服从老诺。但是，其实人们应该二者都 加以拒绝。因为从一种反向的思维出发，斯大林的对于诺贝奖的拒绝，刚好应该 成为我们，起码是你们，在天地另一方的作家们，在另一个角度上，拒绝领奖的 理由。事情的表面特征应该如此。虽然这种多元化的本质意义是负面的。而其正 面的意义，就是你们应该像萨特一样，行使一种对于他人的权威话语的拒绝。而 这样的一种拒绝，在我看来，是对于自认已经产生了后学思考的人们的最大的考 验，而不管他是生活在东方，还是后来又跑到西方去了。 　　按照例如利奥塔的，关于大叙述破产的理论，在当今的欧美世界，几乎没有 人可以再自称是权威话语的源头了。对于思想的所有有形和无形的陈述，连同其 附带的价值系统，只能是对于权威话语陈述的二律悖反，或者似是而非，这个类 似相对论（非科学方面）的，德里达式的观点。在这个层面上考虑问题，问题的 结论，似乎应该起码是，对于某一个什么人，对于某一个什么委员会，都只能报 以怀疑的态度；而这样的一种怀疑，是极为严肃的怀疑；虽然这样的严肃，并不 排除我们常常看到的荒诞和怪异。严肃的悖论，当然已经不仅仅是严肃了。当真 理的基本定义，在西方已经彻底遭到怀疑的今天，还有人以为，什么诺贝奖的演 说词，和那些文学家们的说话，是一种真理，这样的幼稚，在我们东方文化落后 地区的人们看来，也同样是极为可笑的。 　　我们的观点是这样的。诺贝奖在大多数的国家为现代化而奋斗的时候，其存 在是必要的。它有其存在的充足理由律。而当以萨特为代表的后现代作家，在思 想的文坛上出现以后，诺贝奖的思想意义，起码开始处在消失的过程当中，至少， 在他们给后现代化的国家的文人，发出他们的早已过时的，所谓的权威性话语的 时候，他们的哲学性的和理论性的逻辑，就已经不那么权威和有道理了。这样一 来，诺贝奖的话语对象，只好面对第三世界的所谓的大作家们了。在这些作家的 眼里，他们的思想进程，无疑是在自觉或不自觉的引领其同胞们的思想进入一种 现代的进程。虽然这样的进程，或迟或早，都会推进到那个必然的阶段，就是说， 对于权威本身的否定。而这样的思想，正好处在前现代话语权威的阶段。于是， 在诺贝奖的颁发仪式上，人们看到一方面是第三世界的作家们，在那里附和权威 的介评，另一方面是，权威们对他／她进行估价。这样的场面，在萨特看来，当 然是极为荒唐甚至可悲的。然而当今的作家们，不具备，或者不愿具备萨特式的 观念和立场。不愿意付出由此立场而带来的思想的和心理的负担。他们不会遇到 像博尔赫斯和乔依斯那样大于诺贝奖的人物，对他们大喝一声！说一个“不”字！ 他们依然可以自我认同地，享受他们似乎说出真理之愉悦；说出好像举世公认的 所谓的权威话语，说出他们的真理，并且合理合法地赢得他们的没有人可以剥夺 的权利，享受他们的举世公认的伟大的，几乎与生俱来的荣膺。他们虽然年纪已 大，但是他们的古典式的英雄梦，今天早上已经降临。几乎是一种帝王般的心理， 不禁而生，鲜如朝霞。他们得到极大的满足。这时的他们，刚好迎合了这句被改 装了的话，“我奖，故我在”。 　　人们说，诺贝奖的中国情结如何如何，其实，决定对中国人是否颁奖，是那 些权威们，在这个权威扫地的今天，所能够做的，也最乐意做的，也许是最后一 件事情，因而也是最为滑稽的和荒诞的事情。几个冬烘的老同志，在那里维持着， 坚守着上个世纪产生的，早已过时的游戏规则。他们的全部存在，是因为相对于 得奖人的“我奖……”，而略微加以改进，就叫做，“我决定，故我在”。这是 他们在新时代所能玩味的，几种不多的“过去时”中的一个游戏。他们编制的文 学评奖权威之权利链条，就像法国人福科所言，已成网络。因为除去这班英雄， 还有平民百姓中的体育的和歌星的英雄，等等，在他们的旁边，做着同样的梦， 炮制着同样的荒唐。这是卡莱尔的英雄史观面世以来的，最后的发展和变形。在 未来的二十一世纪，诺贝奖还会继续，但是他的无可挽回的没落，将逐步成长为 铁定的现实。它的没落或者势将没落，刚好像今天的明星梦一样，在本质上，已 经失去其内在的魅力，而大大不同于人们早先对于古代英雄之崇拜，对于上帝之 崇拜。 　　而在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互相交织的多层次的文化构成之局面中，人们 对于诺贝奖的态度，也会日见分离，而朝向一种反权威话语的嘲弄和戏噱的态度。 像中国诗人在八十年代，对待Ｔ．Ｓ．艾略特等人的，那种无条件的崇拜，势将 一去不复返了。在我们阅读今天的得奖人的文本的时候，我们或许能够认同诺贝 奖委员会的观点。但是这样的认同，早已不是我们对于说出了那样一句伟大的箴 言的人的崇拜，他说，我们自己之所以渺小，是因为我们跪倒在他们面前！（大 意）这当然不是我们自己的，带有后现代反权威话语的观点；做这样的类比，也 正像说同一句话的人所说，是很危险的。然而，我们的用意，是在说明，反对权 威的话语，也并不是到了今天才出世的；只是其内在的涵义已经大大改变。这是 极为重要，也是极为必要的。 　　我们认为，当福克纳比起欧·亨利和霍桑；乔依斯比起狄更斯和王尔德；普 鲁斯特比起雨果和斯汤达来，开辟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文本时代的时侯，二十世纪 中叶以来的得奖人的作品，已经不具备此一层次上的意义和水准。而在这个极为 重要的进程里，除去前述提到的福克纳，现代派的最高文本的实验，完全没有受 到诺贝奖委员会的重视。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们的，对于结构和解构思想文本 的无知和忽略。而问题的本质恰好是，他们自己，自外于后现代哲学文本的思考 和怀疑。他们不向博尔赫斯们发奖，是一个必然，而不是偶然！这里，有着内在 的多重意义。其一是，我们在大的方面，对于预设的权威和权威机构的怀疑，是 必要的。我们也许从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开始这样的怀疑。在这个时代，已经完 全没有必要，让人们，让读者，去产生什么新的偶像崇拜了。 　　但是，紧接着第二，他们在上个世纪建立起来的道德的和文化的标准，对于 仍然生活在实际上的二十世纪，甚至十九世纪的第三世界的国家的人们来说，其 权威性的持续出现，似乎还是必要的，也有着某种充足理由律。就像今天的得奖 人的作品，有着他的第三世界的伟大内涵一样。但是问题的提法已经改变。因为， 当第三世界的人们的前现代心理，和西方世界的人们的传统心理，互相碰撞的时 候，起码，某些西方的读者，对于他们的前辈的自由主义的话语系统，也会产生 逆反心理；这种逆反心理，又会转化成为一种对于东方异乡情调的追求；这类追 求，我们在莱布尼兹，克洛岱尔和庞德的身上，都似曾相见。对于这样的鱼龙混 杂的局面，伟大的选择，只能面对最为先进的作家的作品。在我们看来，这样的 作品，就是广义上的博尔赫斯们的作品！任何向后看的，又完全无法和我们的 《红楼梦》，他们的《神曲》相比较的作品，在读者的面前，是毫无意义的二等 货色。我的意思是说，一个伟大作品，可以是最古老的现代派作品；而一个平庸 的现代派作品，也可以是最为陈旧的，毫无新意的作品。这是时间在开我们的玩 笑。 　　人们还记得，有关东方人在西方骑自行车的象征性的故事。比较后现代社会 的文化的时候，必将产生一个极大的误解，就是，西方世界的人们，要求我们用 他们的世界观，来剪裁我们的传统文化的素材的时候，我们会极为悲哀地，但却 是极为合法合理地提出一个问题，也就是说，西方的人们，何以不用东方的传统 的（注意！！！我想必须指出，意识形态的东西不是我所谓的传统文化，因为老 马等人也是来自西方！）文化道德等等价值取向，来要求西方的人们，来要求诺 贝奖委员会呢？只有这样，在总合东西方的，古往今来的任何文化价值的时候， 人们才可以在把比如庄子的话语系统，和比如阿特吾德的《盲人的暗杀》之风格 等，相提并论。而在这样的一种相提并论当中，诺贝委员会显然是大大的心有余， 而力不足了。 （寄自中国大陆）